4QlsAMssQTJ women.huanqiu.comarticle只有瘦女孩才会被喜欢?她与“进食障碍”的和解之路/e5annnavo/e5at2iqrl长久以来,饮食塑造着人类的生活与健康。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将食物简化为可量化的成分:脂肪、糖分、蛋白质等。食物被剥离为一个个数字标签,健康异化为“无添加”“零糖”“低碳水”“有机”等消费符号。社交媒体上,“清洁饮食”(Clean Eating)的标签下,羽衣甘蓝奶昔与无麸质餐盘正成为健康新宠,随之而来的,是青少年因追逐“完美身材”而饱受进食障碍困扰。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报告,全球因过度节食导致的饮食失调率在十年间激增40%。伴随着进食障碍发病率直线上升,亚临床进食障碍也在青少年群体中悄然扩散,令无数人陷入自我否定的无尽深渊,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根据《柳叶刀》数据,目前,中国的进食障碍患者在140万人以上;相比其他心理障碍,进食障碍死亡率偏高,隐蔽性强,但仅有20%的患者得到医学治疗,绝大多数患者(超过100万人)是在家中依靠自身毅力和家庭帮助进行自我疗愈。在这里,书评君要讲述一个曾饱受进食障碍折磨的女孩的那些年。她曾用极端节食“惩罚”自己,如今却成了无数进食障碍患者的“撑伞人”。她叫张紫初(网名:Sweet甜),一个北京女孩。在张紫初的自我介绍中,写着,“19岁,我得了厌食症,从200斤减肥至50斤,被诊断为进食障碍;两年里经历了痛苦的折磨:暴食催吐、低蛋白水肿、脑萎缩、肌肉萎缩以致瘫痪坐上轮椅。‘我失去了人生的一切希望,休学也让我离开了社会,我一心想要了结生命。’23岁,我依靠自己和父母的帮助走出了进食障碍,恢复身体,学习正念、DBT课程,参与家庭治疗、北医六院线下活动,在自媒体上记录自己的康复之路和心得经验,从亲历者的视角,用特殊的陪伴方式,帮助进食障碍患者及其家庭。”刷到过张紫初社交媒体的人,大概率都被她戳中过:视频中的她,没有精致的滤镜,没有完美的人设,她的主页里,有过暴食后散落一地的包装袋,有过节食到崩溃时无声的眼泪,也有着康复期咬下第一口馒头的释然,和现在对尚在康复期的小伙伴们元气满满的支持和鼓励。就在今年年初,张紫初的生日当天,她换上紫色的花花耳钉,吃了一颗来自小伙伴家长赠送的甜甜的果冻橙,做了糖果色的新美甲,然后奔赴养老院,去看望最亲爱的奶奶,和奶奶唠唠家常说说贴心话,为妈妈送上一束鲜花,也笑着开启一场生日小直播,给更多康复中的小伙伴加油打气。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与温暖,也让她成为“陪伴疗愈博主”。而她的经历,一定也会影响更多受困于“进食障碍”的同路人。“我站在镜子前,满意地欣赏自己突出的肋骨、‘可以养金鱼’的锁骨,纤细的手臂上布满青筋;我喜欢自己双腿中间明显的缝隙,越大越好,最好两条大腿根之间能放下一个拳头……”这是网络上受人追捧的“小姐姐”的“完美”形象,也是几年前张紫初眼中最“安心”的样子。仅仅80斤的体重,如影随形的饥饿,刻进骨子里的热量计算执念,成了她与世界相处的唯一方式,也让她跌入神经性厌食症的深渊。低蛋白水肿、脑萎缩、肌肉萎缩,这些冰冷的医学词汇,成了她日日夜夜与进食障碍撕扯的注脚,厌食与暴食反复交替,体重像坐过山车般起伏,自我谴责如潮水般涌来……这一切似乎很难让书评君将其和现如今这个自信开朗的明媚女孩联系在一起。 进食障碍的爆发,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吃与不吃”的纠葛。张紫初曾形容自己是“被困在体重和食物里的囚徒”。小学四年级超重,六年级跌入肥胖,那些不友好的外号如针般扎在张紫初幼小的心上;19岁远赴厦门上大学,31天减重30斤的“成就感”,让她固执地认定,“只有瘦女孩才会被喜欢”。《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一个进食障碍女孩的康复之路》作者:Sweet甜版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5年7月 为此,张紫初沉迷于网上的减肥方法,精准计算每一口食物的热量,将每日摄入压至800大卡,消耗却硬生生提至2400大卡。然而,体重秤上的数字一路走低,身体的警报却接连响起:头发大把脱落,手脚常年冰凉,夜半耳鸣心悸,“吃饭”二字,成了束缚她自由与情绪的沉重枷锁,曾经渴望的关注与赞美,都变成了无法承受的身体与精神双重折磨。好在,这一切都已然过去。这个曾被进食障碍折磨近3年的女孩,在父母的全程陪伴和北医六院的专业治疗,以及自身的顽强毅力中,终于在23岁那年走出疾病折磨,重获健康。 现如今,走出黑暗的张紫初,没有选择忘记那段痛苦的过往,而是主动扛起了科普与公益的责任,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事无巨细地记录自己的康复生活,受邀参与各类科普活动,以讲述者的身份参与《女儿的“复仇”计划》录制,还执笔将这段经历以图书的形式写下来,出版了《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一个进食障碍女孩的康复之路》。书中,张紫初如实还原了自己从想要减肥到跌入深渊,从抗拒治疗到与身体、情绪反复拉扯,最终从被“瘦”绑架到重获健康的完整历程。 正如张紫初所言,“这既是一场对往昔痛苦的深度回溯,也是一次身负使命的重生记录。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双眼眼皮上缝了21针的伤疤犹如两条蜈蚣趴在上面;小腿上仍能隐隐瞧见黑色的、密密麻麻的纹路,那是因水肿留下的类似妊娠纹的痕迹,四年已过,它们依然没有完全褪去……进食障碍深深烙印在我珍贵的生命里,它源自我对被爱、被接纳、被认同的深切渴望……我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希望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深陷黑暗的人们点亮希望的火种。”当“白幼瘦”“节食=自律”“暴食=矫情”的审美与偏见仍在绑架无数年轻人乃至孩子,当越来越多人陷入“吃不敢吃、饿不敢饿”的饮食内耗,张紫初却用自己最真实的挣扎与成长,告诉每一个被困者:与食物和解,从来都不是“戒掉欲望”,而是学会和自己温柔相处,挣脱饮食焦虑,好好吃饭,好好爱自己。1沉默与误解新京报:重新回顾自己与进食障碍抗争的那段时光,可能是异常痛苦的,你曾说这种感觉“就像是用一把钥匙,开启了内心深处那扇紧锁的黑色大门”。是什么让你想要将自己的故事写下来的? 张紫初:说起提笔写下《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的初衷,是藏在两段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里——一段是我与进食障碍拉扯的日日夜夜,另一段是我和家庭之间交织的爱与恨。 最初,进食障碍对我而言,是一种没有人能听懂的挣扎:从对着食物难以下咽的厌食,到不受控制暴饮暴食的痛苦,再到暴食清除后的自我谴责,体重像坐过山车般剧烈起伏的背后,是我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与否定,是对家庭关系的迷茫恐惧,更是面对生活失控感的无力。那些日子里,我像个被困在体重和食物里的囚徒,只能用身体的痛苦、体重的控制,试图诉说内心的崩溃与挣扎,我其实是在用身体“说话”,却没人能听懂我的呼喊。 我与食物的纠葛,不只是肉眼可见的“吃与不吃”,本质上是和过去的创伤和家庭里那些未被解开的结的对抗,像是一场自我救赎的“战役”,也是对那些让我压抑的过往的“无声反击”。每梳理一段回忆,都在试着与曾经失控的自己握手言和。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于家庭关系、成长过程中的安全感、当今社会下青少年内心的挣扎有着独特的感悟,我希望能通过文字,把它们安静地记录下来。Sweet甜(张紫初)。 我努力完成这本书的创作,也是想打破大众对进食障碍的“沉默”与“误解”。在我与进食障碍抗争的那些年里,我真切地感受到,太多人对这个群体一无所知:有人觉得这是“矫情”“作”,有人认为是“自控力差”“减肥上瘾”,却没人看见这些冰冷标签背后,是亲历者与自我、与家庭和生活的对抗。我想用自己的真实经历,撕开这些刻板印象的面纱。进食障碍不是简单的饮食问题,而是心理创伤、家庭关系、社会压力等多重因素交织酿成的一种内心的困境,是患者用身体承担情绪痛苦的无奈选择。 同时,这也是一场与过去的和解:把那些黑暗的、不为人知的经历书写成文字,就像爬上了内心深处的那座高山,既让自己有勇气正视这段过往,更希望给那些正在经历进食障碍的人递去一束微光,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段痛苦,你的痛苦值得被看见。” 新京报:你在书中曾提到在患上进食障碍以后,你开始惧怕糖,惧怕所有含糖的食物,无论是蔗糖、果糖还是蜂蜜,你都避之不及。为什么会想要给自己起名叫Sweet甜? 张紫初:其实“Sweet甜”这个名字,是我在最黑暗的时候给自己取的。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综三病房里出来,最初注册社交媒体账号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能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取名字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了一下,这个名字里面包含了我对自己的祝福。我希望我能在康复以后成为一个带着甜甜的笑容的女孩儿,希望生活甜甜的。 从19岁到23岁,发生了太多事,有崩溃、有住院、有绝望,也有一点点光慢慢透进来的瞬间。我有好多好多特别想分享给大家的故事,就比如说我能够勇敢地坚持下来,去每日更新我的小红书,每天把自己的能量带给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一座闪闪发光的灯塔,坚持了5年;就比如说,我在大家都不支持的情况下,努力地走自己的路,努力地成了现在的Sweet甜,努力地作为一个普通女孩,没有家人的托举,成为博主、助人者、作者……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我都一定会努力的,持之以恒地为爱发电。《美食、祈祷和恋爱》电影剧照。 朋友会说我很温柔,很会倾听、共情,也很能坚持。他们说我有很强大的能量,能链接到很多人,像一束光,能带给别人温暖。母亲会说我变得越来越坚强,也越来越懂得爱自己。而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努力活着、努力理解自己、努力和世界和解的人。 从19岁到23岁,我走过了别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路。那些经历让我痛过、崩溃过,却也让我成为现在的自己——一个更自信、更勇敢、更能拥抱一切的张紫初。 而“Sweet甜”,也从一个名字,变成了我真正的样子。2写下“进食障碍” 新京报:在《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这本书外,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记录自己的康复之路和经验。无论是图书还是网络上的分享记录,对于个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深度暴露”。比如书中你提到童年因“吃糖被母亲责骂”的创伤,与父亲因“拒绝吃家乡菜”导致十年冷战,包括对自己创伤的如实描述,这些都可能会面临许多不理解甚至指责。这样的写作值得吗? 张紫初:我觉得这样的写作非常值得。 虽然把自己的伤口摊开在阳光下,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但我也知道,只有真实,才能让更多人看见进食障碍背后的痛苦,也才能让更多正在经历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有很多读者的反馈让我印象深刻。 比如有一个女孩告诉我,她看完书后第一次敢对妈妈说:“我不是在作,我是真的生病了。”还有一个妈妈留言说,她终于明白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开始学着改变自己的沟通方式。也有很多人告诉我,我的文字让他们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痛苦被理解了。 这些反馈对我来说,比任何指责都更有力量。面对不理解或指责,我也会无奈,但我会告诉自己: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讨好所有人,而是为了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为了让进食障碍群体被更多地关注和看到。《美食、祈祷和恋爱》电影剧照。新京报:作为一位“前厌食症患者”以及现在的“康复科普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会有两个“你”吗?你又是如何处理这两种身份的? 张紫初:其实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常常感觉到有两个“我”在对话。 一个是“前厌食症患者”的我——她敏感、脆弱、害怕被看见,会因为一句话就掉进情绪的深渊。她记得每一次饥饿的感觉、每一次对体重的恐惧、每一次深夜里的崩溃。她是那个经历过所有痛苦的我。 另一个是“康复科普者”的我——她更理性、更稳定,也更愿意把自己的经历整理成能帮助别人的内容。她知道哪些部分需要被讲清楚,哪些部分需要温柔地表达,哪些部分可能会触发别人,需要小心处理。 这两个“我”有时候会打架。“患者的我”会说:“这些太痛了,我不想再回忆。”“科普者的我”会说:“但如果不讲出来,别人可能永远不知道这有多痛。”“患者的我”会哭,会逃避,会想把那些记忆锁起来。“科普者的我”会轻轻抱住她,说:“我们一起把它写下来,好吗?这样就不会再被它控制了。” 在写作《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学习如何让这两个“我”和平共处。如果一定要说哪一个身份主导了这本书的完成,我会说,是“康复中的我”。她既不是完全沉浸在痛苦里的患者,也不是已经完全抽离的科普者。她是那个正在慢慢往前走、一边回望、一边理解自己的我。正是这个“康复中的我”,让我既能带着温度去写那些痛,也能带着力量去写那些光。她让我愿意把那些曾经不敢说的细节写出来,也让我学会在回忆中保护自己。 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两个“我”不断对话、不断和解的过程。最终,她们一起完成了这本书。3健康标签背后,是“食物道德化”的危险倾向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进食障碍是心理疾病的身体表现,而非单纯关于食物。大众对进食障碍的认知,却很可能会停留在“减肥过度”或“意志力薄弱”。在你看来,其中最大的误解是什么?进食障碍又会有哪些方面的表现? 张紫初:我觉得大众对进食障碍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它当成“减肥太认真”“自控力差”“矫情”。其实进食障碍从来不是简单的“吃不吃”“瘦不瘦”的问题,它是一种心理痛苦的身体化表现。 很多人不知道,进食障碍的表现远不止体重变化。它可能是对食物的极度恐惧,是对体重数字的执念,是情绪失控后的暴食,是暴食后的清除行为,是社交退缩,是对身体的厌恶,是自我评价完全被身材左右……甚至有些人外表看起来“正常”,但内心已经在经历严重的挣扎。 新京报:你曾经历过对食物极端控制的阶段,而现如今,对饮食的极端控制似乎在成为一种集体潮流。一些“年轻人一边靠奶茶续命,一边为体重焦虑”,在社交媒体上也有许多与食物有关的“健康标签”和打卡挑战,包括“清洁饮食”“断碳减肥”“控糖抗炎”“无糖挑战”“辟谷打卡”,等等。也包括之前流行的吃播。面对社交媒体上泛滥的、未经筛查的极端饮食建议,我们应该如何识别?你在书中说,患上进食障碍后,食物在你心里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好食物’‘坏食物’‘红灯区食物’‘绿灯区食物’‘含糖食物’‘无糖食物’‘含反式脂肪酸食物’‘不含反式脂肪酸食物’……每次看到一种食物,它的热量、碳水含量和脂肪含量就会立刻在你脑海中浮现。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食物罪恶感”? 张紫初:我觉得这些潮流背后,其实是一种“食物道德化”的危险倾向——好像吃某种食物就是“好”,吃另一种就是“坏”。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让人陷入对食物的恐惧和控制,也很容易成为进食障碍的温床。 我想提醒大家: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是绝对“好”或绝对“坏”的。极端饮食法往往短期有效,长期伤害身体。真正的健康,是身体和心理都处在舒适、平衡的状态。《美食、祈祷和恋爱》电影剧照。面对网络上的饮食建议,我建议大家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建议是不是没有科学依据?它是否让我对食物产生恐惧?它是否让我觉得自己“不够好”? 如果任何一个答案是“是”,那就要小心了。我觉得“食物罪恶感”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包括我以前也有。要走出这种罪恶感,我想分享三点:不要把食物当成敌人,它是来滋养我们的。不要用“好”“坏”来评判食物,更不要用食物来评判自己。允许自己偶尔吃喜欢的东西,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认为与食物的健康关系,是一种“放松的、信任的、不被恐惧控制的关系”。你可以吃,也可以停;你可以选择健康,也可以选择快乐;你不会因为吃了某样东西就觉得自己“坏掉了”。当你不再用食物惩罚自己,你才真正开始和食物和解。4如何应对“进食障碍”?新京报:你在书中剖析“情绪化进食”是“身体的无声抗议”。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体验,比如因为失恋,加班,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变得“嗜甜”或者“报复性饮食”,包括现在很多人压力大时,都会下意识找“安慰食物”,甚至有一些人形容自己“白天自律做人,晚上猪精出栏”,对此你有一些经验或者建议吗? 张紫初:我觉得“情绪化进食”并不是罪,它只是身体在告诉你:“我现在很难受。” 我想给大家几个建议:先允许自己吃,不要一边吃一边骂自己。吃的时候,试着感受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只盯着食物,小口小口慢慢吃,感受食物本来的味道。吃完后,不要自责,而是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食物,而是被理解、被安慰、被看见。 当你开始学会用更健康的方式安抚自己,比如写日记、运动和朋友聊天,情绪化进食自然会慢慢减少。 新京报:如果有人怀疑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有进食障碍倾向,他们需要马上做些什么?张紫初:如果有人怀疑自己或身边的人有进食障碍倾向,最重要的是: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比如精神科、心理科、进食障碍专科。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倾诉,不要一个人扛。尽量记录自己的饮食、情绪变化,帮助专业人士判断。不要做的:不要自我诊断,也不要硬扛。不要用“意志力”“自律”来逼迫自己或别人。不要被网络上的极端饮食建议带偏。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任何警告信号。进食障碍不是羞耻的事,它是一种疾病,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治疗。《美食、祈祷和恋爱》电影剧照。新京报:在康复过程中,你是如何识别情绪饥饿与生理饥饿的?可以分享一些康复经验吗?张紫初:康复初期,我完全分不清自己是真的饿了,还是只是情绪难受。后来我慢慢学会了一些方法。 比如,我会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难过?焦虑?空虚?我是突然很想吃,还是慢慢觉得饿?我想吃的是某一种特定食物,还是任何食物都可以? 如果是情绪饥饿,通常是突然的、强烈的、指向某一种“安慰食物”;如果是生理饥饿,通常是逐渐的、可以等待的、对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挑剔。我也会给自己一点时间,比如先喝一杯水、走一走、做点其他的事分散注意力,再决定要不要吃。 康复经验方面,我想分享三点:不要急着“完全恢复正常”,康复是一个过程。不要和食物、热量对抗,而是试着把它当成朋友。不要忽视情绪,情绪被看见、被表达,才不会通过身体爆发。5理解和支持,是康复中的重要力量 新京报:你提到父母的爱有时会不经意地成为压力源,包括父母的态度和方式在你患病后发生了巨大转变。在你看来,作为患者的父母,可能会陷入哪些误区? 张紫初:我觉得很多父母的误区是:以为孩子是“作”“矫情”“自控力差”。用“你要坚强”“你要吃饭”来逼迫孩子。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体重和食物上,而忽略了孩子的情绪。用自己的焦虑去压孩子。 我想对父母说:请相信孩子是真的生病了。请不要用指责的方式沟通。请多听孩子说,而不是急着给建议。请学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治愈。请和孩子一起学习 进食障碍的知识,而不是凭想象判断。 父母的理解和支持,是康复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力量。 新京报:你参与了纪录片《女儿的“复仇”计划》,在进食障碍的语境下,“复仇”的对象可能是什么?家庭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怎样的角色转变? 张紫初:在很多人看来,“复仇”的对象是我的父母,然而,我想要报复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曾经受伤、被忽视、被误解的自己。 我用极端的方式惩罚自己,也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家庭、对生活的愤怒和无力。在这场“战争”中,家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他们是“不知情的伤害者”。后来,他们成为“努力理解的陪伴者”。现在,我们是“一起成长的伙伴”。 我很感谢他们愿意改变,也愿意和我一起面对过去。 新京报:最近在忙些什么?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日常生活吗?张紫初:继续分享康复经验,和大家互动。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帮助更多进食障碍患者。准备下一本书的内容,也在规划一些线上课程。学习全流派心理学的知识,为更好地助人做准备。 我的日常生活其实很简单:早上会先学习和看一会书、整理笔记。白天会写作、咨询、回复读者的留言、处理工作。晚上会陪伴家人和朋友小聚、继续没做完的咨询工作和写作。我现在的状态很平静,也很踏实。 接下来我希望能做更多科普工作,也希望能把自己的经历转化成更多形式的内容,比如课程、工作坊、视频等,让更多人受益。我也希望能继续成长,继续成为更好的自己。 采写/何安安编辑/刘亚光校对/杨许丽1773650386359责编:李晓丹新京报177365038635911[]//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c905e4a46fc1eb74da13105a623c4f9d.png{"email":"lixiaodan@huanqiu.com","name":"李晓丹"}
长久以来,饮食塑造着人类的生活与健康。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将食物简化为可量化的成分:脂肪、糖分、蛋白质等。食物被剥离为一个个数字标签,健康异化为“无添加”“零糖”“低碳水”“有机”等消费符号。社交媒体上,“清洁饮食”(Clean Eating)的标签下,羽衣甘蓝奶昔与无麸质餐盘正成为健康新宠,随之而来的,是青少年因追逐“完美身材”而饱受进食障碍困扰。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报告,全球因过度节食导致的饮食失调率在十年间激增40%。伴随着进食障碍发病率直线上升,亚临床进食障碍也在青少年群体中悄然扩散,令无数人陷入自我否定的无尽深渊,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根据《柳叶刀》数据,目前,中国的进食障碍患者在140万人以上;相比其他心理障碍,进食障碍死亡率偏高,隐蔽性强,但仅有20%的患者得到医学治疗,绝大多数患者(超过100万人)是在家中依靠自身毅力和家庭帮助进行自我疗愈。在这里,书评君要讲述一个曾饱受进食障碍折磨的女孩的那些年。她曾用极端节食“惩罚”自己,如今却成了无数进食障碍患者的“撑伞人”。她叫张紫初(网名:Sweet甜),一个北京女孩。在张紫初的自我介绍中,写着,“19岁,我得了厌食症,从200斤减肥至50斤,被诊断为进食障碍;两年里经历了痛苦的折磨:暴食催吐、低蛋白水肿、脑萎缩、肌肉萎缩以致瘫痪坐上轮椅。‘我失去了人生的一切希望,休学也让我离开了社会,我一心想要了结生命。’23岁,我依靠自己和父母的帮助走出了进食障碍,恢复身体,学习正念、DBT课程,参与家庭治疗、北医六院线下活动,在自媒体上记录自己的康复之路和心得经验,从亲历者的视角,用特殊的陪伴方式,帮助进食障碍患者及其家庭。”刷到过张紫初社交媒体的人,大概率都被她戳中过:视频中的她,没有精致的滤镜,没有完美的人设,她的主页里,有过暴食后散落一地的包装袋,有过节食到崩溃时无声的眼泪,也有着康复期咬下第一口馒头的释然,和现在对尚在康复期的小伙伴们元气满满的支持和鼓励。就在今年年初,张紫初的生日当天,她换上紫色的花花耳钉,吃了一颗来自小伙伴家长赠送的甜甜的果冻橙,做了糖果色的新美甲,然后奔赴养老院,去看望最亲爱的奶奶,和奶奶唠唠家常说说贴心话,为妈妈送上一束鲜花,也笑着开启一场生日小直播,给更多康复中的小伙伴加油打气。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与温暖,也让她成为“陪伴疗愈博主”。而她的经历,一定也会影响更多受困于“进食障碍”的同路人。“我站在镜子前,满意地欣赏自己突出的肋骨、‘可以养金鱼’的锁骨,纤细的手臂上布满青筋;我喜欢自己双腿中间明显的缝隙,越大越好,最好两条大腿根之间能放下一个拳头……”这是网络上受人追捧的“小姐姐”的“完美”形象,也是几年前张紫初眼中最“安心”的样子。仅仅80斤的体重,如影随形的饥饿,刻进骨子里的热量计算执念,成了她与世界相处的唯一方式,也让她跌入神经性厌食症的深渊。低蛋白水肿、脑萎缩、肌肉萎缩,这些冰冷的医学词汇,成了她日日夜夜与进食障碍撕扯的注脚,厌食与暴食反复交替,体重像坐过山车般起伏,自我谴责如潮水般涌来……这一切似乎很难让书评君将其和现如今这个自信开朗的明媚女孩联系在一起。 进食障碍的爆发,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吃与不吃”的纠葛。张紫初曾形容自己是“被困在体重和食物里的囚徒”。小学四年级超重,六年级跌入肥胖,那些不友好的外号如针般扎在张紫初幼小的心上;19岁远赴厦门上大学,31天减重30斤的“成就感”,让她固执地认定,“只有瘦女孩才会被喜欢”。《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一个进食障碍女孩的康复之路》作者:Sweet甜版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5年7月 为此,张紫初沉迷于网上的减肥方法,精准计算每一口食物的热量,将每日摄入压至800大卡,消耗却硬生生提至2400大卡。然而,体重秤上的数字一路走低,身体的警报却接连响起:头发大把脱落,手脚常年冰凉,夜半耳鸣心悸,“吃饭”二字,成了束缚她自由与情绪的沉重枷锁,曾经渴望的关注与赞美,都变成了无法承受的身体与精神双重折磨。好在,这一切都已然过去。这个曾被进食障碍折磨近3年的女孩,在父母的全程陪伴和北医六院的专业治疗,以及自身的顽强毅力中,终于在23岁那年走出疾病折磨,重获健康。 现如今,走出黑暗的张紫初,没有选择忘记那段痛苦的过往,而是主动扛起了科普与公益的责任,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事无巨细地记录自己的康复生活,受邀参与各类科普活动,以讲述者的身份参与《女儿的“复仇”计划》录制,还执笔将这段经历以图书的形式写下来,出版了《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一个进食障碍女孩的康复之路》。书中,张紫初如实还原了自己从想要减肥到跌入深渊,从抗拒治疗到与身体、情绪反复拉扯,最终从被“瘦”绑架到重获健康的完整历程。 正如张紫初所言,“这既是一场对往昔痛苦的深度回溯,也是一次身负使命的重生记录。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双眼眼皮上缝了21针的伤疤犹如两条蜈蚣趴在上面;小腿上仍能隐隐瞧见黑色的、密密麻麻的纹路,那是因水肿留下的类似妊娠纹的痕迹,四年已过,它们依然没有完全褪去……进食障碍深深烙印在我珍贵的生命里,它源自我对被爱、被接纳、被认同的深切渴望……我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希望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深陷黑暗的人们点亮希望的火种。”当“白幼瘦”“节食=自律”“暴食=矫情”的审美与偏见仍在绑架无数年轻人乃至孩子,当越来越多人陷入“吃不敢吃、饿不敢饿”的饮食内耗,张紫初却用自己最真实的挣扎与成长,告诉每一个被困者:与食物和解,从来都不是“戒掉欲望”,而是学会和自己温柔相处,挣脱饮食焦虑,好好吃饭,好好爱自己。1沉默与误解新京报:重新回顾自己与进食障碍抗争的那段时光,可能是异常痛苦的,你曾说这种感觉“就像是用一把钥匙,开启了内心深处那扇紧锁的黑色大门”。是什么让你想要将自己的故事写下来的? 张紫初:说起提笔写下《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的初衷,是藏在两段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里——一段是我与进食障碍拉扯的日日夜夜,另一段是我和家庭之间交织的爱与恨。 最初,进食障碍对我而言,是一种没有人能听懂的挣扎:从对着食物难以下咽的厌食,到不受控制暴饮暴食的痛苦,再到暴食清除后的自我谴责,体重像坐过山车般剧烈起伏的背后,是我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与否定,是对家庭关系的迷茫恐惧,更是面对生活失控感的无力。那些日子里,我像个被困在体重和食物里的囚徒,只能用身体的痛苦、体重的控制,试图诉说内心的崩溃与挣扎,我其实是在用身体“说话”,却没人能听懂我的呼喊。 我与食物的纠葛,不只是肉眼可见的“吃与不吃”,本质上是和过去的创伤和家庭里那些未被解开的结的对抗,像是一场自我救赎的“战役”,也是对那些让我压抑的过往的“无声反击”。每梳理一段回忆,都在试着与曾经失控的自己握手言和。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于家庭关系、成长过程中的安全感、当今社会下青少年内心的挣扎有着独特的感悟,我希望能通过文字,把它们安静地记录下来。Sweet甜(张紫初)。 我努力完成这本书的创作,也是想打破大众对进食障碍的“沉默”与“误解”。在我与进食障碍抗争的那些年里,我真切地感受到,太多人对这个群体一无所知:有人觉得这是“矫情”“作”,有人认为是“自控力差”“减肥上瘾”,却没人看见这些冰冷标签背后,是亲历者与自我、与家庭和生活的对抗。我想用自己的真实经历,撕开这些刻板印象的面纱。进食障碍不是简单的饮食问题,而是心理创伤、家庭关系、社会压力等多重因素交织酿成的一种内心的困境,是患者用身体承担情绪痛苦的无奈选择。 同时,这也是一场与过去的和解:把那些黑暗的、不为人知的经历书写成文字,就像爬上了内心深处的那座高山,既让自己有勇气正视这段过往,更希望给那些正在经历进食障碍的人递去一束微光,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段痛苦,你的痛苦值得被看见。” 新京报:你在书中曾提到在患上进食障碍以后,你开始惧怕糖,惧怕所有含糖的食物,无论是蔗糖、果糖还是蜂蜜,你都避之不及。为什么会想要给自己起名叫Sweet甜? 张紫初:其实“Sweet甜”这个名字,是我在最黑暗的时候给自己取的。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综三病房里出来,最初注册社交媒体账号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能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取名字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了一下,这个名字里面包含了我对自己的祝福。我希望我能在康复以后成为一个带着甜甜的笑容的女孩儿,希望生活甜甜的。 从19岁到23岁,发生了太多事,有崩溃、有住院、有绝望,也有一点点光慢慢透进来的瞬间。我有好多好多特别想分享给大家的故事,就比如说我能够勇敢地坚持下来,去每日更新我的小红书,每天把自己的能量带给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一座闪闪发光的灯塔,坚持了5年;就比如说,我在大家都不支持的情况下,努力地走自己的路,努力地成了现在的Sweet甜,努力地作为一个普通女孩,没有家人的托举,成为博主、助人者、作者……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我都一定会努力的,持之以恒地为爱发电。《美食、祈祷和恋爱》电影剧照。 朋友会说我很温柔,很会倾听、共情,也很能坚持。他们说我有很强大的能量,能链接到很多人,像一束光,能带给别人温暖。母亲会说我变得越来越坚强,也越来越懂得爱自己。而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努力活着、努力理解自己、努力和世界和解的人。 从19岁到23岁,我走过了别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路。那些经历让我痛过、崩溃过,却也让我成为现在的自己——一个更自信、更勇敢、更能拥抱一切的张紫初。 而“Sweet甜”,也从一个名字,变成了我真正的样子。2写下“进食障碍” 新京报:在《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这本书外,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记录自己的康复之路和经验。无论是图书还是网络上的分享记录,对于个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深度暴露”。比如书中你提到童年因“吃糖被母亲责骂”的创伤,与父亲因“拒绝吃家乡菜”导致十年冷战,包括对自己创伤的如实描述,这些都可能会面临许多不理解甚至指责。这样的写作值得吗? 张紫初:我觉得这样的写作非常值得。 虽然把自己的伤口摊开在阳光下,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但我也知道,只有真实,才能让更多人看见进食障碍背后的痛苦,也才能让更多正在经历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有很多读者的反馈让我印象深刻。 比如有一个女孩告诉我,她看完书后第一次敢对妈妈说:“我不是在作,我是真的生病了。”还有一个妈妈留言说,她终于明白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开始学着改变自己的沟通方式。也有很多人告诉我,我的文字让他们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痛苦被理解了。 这些反馈对我来说,比任何指责都更有力量。面对不理解或指责,我也会无奈,但我会告诉自己: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讨好所有人,而是为了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为了让进食障碍群体被更多地关注和看到。《美食、祈祷和恋爱》电影剧照。新京报:作为一位“前厌食症患者”以及现在的“康复科普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会有两个“你”吗?你又是如何处理这两种身份的? 张紫初:其实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常常感觉到有两个“我”在对话。 一个是“前厌食症患者”的我——她敏感、脆弱、害怕被看见,会因为一句话就掉进情绪的深渊。她记得每一次饥饿的感觉、每一次对体重的恐惧、每一次深夜里的崩溃。她是那个经历过所有痛苦的我。 另一个是“康复科普者”的我——她更理性、更稳定,也更愿意把自己的经历整理成能帮助别人的内容。她知道哪些部分需要被讲清楚,哪些部分需要温柔地表达,哪些部分可能会触发别人,需要小心处理。 这两个“我”有时候会打架。“患者的我”会说:“这些太痛了,我不想再回忆。”“科普者的我”会说:“但如果不讲出来,别人可能永远不知道这有多痛。”“患者的我”会哭,会逃避,会想把那些记忆锁起来。“科普者的我”会轻轻抱住她,说:“我们一起把它写下来,好吗?这样就不会再被它控制了。” 在写作《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学习如何让这两个“我”和平共处。如果一定要说哪一个身份主导了这本书的完成,我会说,是“康复中的我”。她既不是完全沉浸在痛苦里的患者,也不是已经完全抽离的科普者。她是那个正在慢慢往前走、一边回望、一边理解自己的我。正是这个“康复中的我”,让我既能带着温度去写那些痛,也能带着力量去写那些光。她让我愿意把那些曾经不敢说的细节写出来,也让我学会在回忆中保护自己。 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两个“我”不断对话、不断和解的过程。最终,她们一起完成了这本书。3健康标签背后,是“食物道德化”的危险倾向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进食障碍是心理疾病的身体表现,而非单纯关于食物。大众对进食障碍的认知,却很可能会停留在“减肥过度”或“意志力薄弱”。在你看来,其中最大的误解是什么?进食障碍又会有哪些方面的表现? 张紫初:我觉得大众对进食障碍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它当成“减肥太认真”“自控力差”“矫情”。其实进食障碍从来不是简单的“吃不吃”“瘦不瘦”的问题,它是一种心理痛苦的身体化表现。 很多人不知道,进食障碍的表现远不止体重变化。它可能是对食物的极度恐惧,是对体重数字的执念,是情绪失控后的暴食,是暴食后的清除行为,是社交退缩,是对身体的厌恶,是自我评价完全被身材左右……甚至有些人外表看起来“正常”,但内心已经在经历严重的挣扎。 新京报:你曾经历过对食物极端控制的阶段,而现如今,对饮食的极端控制似乎在成为一种集体潮流。一些“年轻人一边靠奶茶续命,一边为体重焦虑”,在社交媒体上也有许多与食物有关的“健康标签”和打卡挑战,包括“清洁饮食”“断碳减肥”“控糖抗炎”“无糖挑战”“辟谷打卡”,等等。也包括之前流行的吃播。面对社交媒体上泛滥的、未经筛查的极端饮食建议,我们应该如何识别?你在书中说,患上进食障碍后,食物在你心里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好食物’‘坏食物’‘红灯区食物’‘绿灯区食物’‘含糖食物’‘无糖食物’‘含反式脂肪酸食物’‘不含反式脂肪酸食物’……每次看到一种食物,它的热量、碳水含量和脂肪含量就会立刻在你脑海中浮现。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食物罪恶感”? 张紫初:我觉得这些潮流背后,其实是一种“食物道德化”的危险倾向——好像吃某种食物就是“好”,吃另一种就是“坏”。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让人陷入对食物的恐惧和控制,也很容易成为进食障碍的温床。 我想提醒大家: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是绝对“好”或绝对“坏”的。极端饮食法往往短期有效,长期伤害身体。真正的健康,是身体和心理都处在舒适、平衡的状态。《美食、祈祷和恋爱》电影剧照。面对网络上的饮食建议,我建议大家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建议是不是没有科学依据?它是否让我对食物产生恐惧?它是否让我觉得自己“不够好”? 如果任何一个答案是“是”,那就要小心了。我觉得“食物罪恶感”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包括我以前也有。要走出这种罪恶感,我想分享三点:不要把食物当成敌人,它是来滋养我们的。不要用“好”“坏”来评判食物,更不要用食物来评判自己。允许自己偶尔吃喜欢的东西,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认为与食物的健康关系,是一种“放松的、信任的、不被恐惧控制的关系”。你可以吃,也可以停;你可以选择健康,也可以选择快乐;你不会因为吃了某样东西就觉得自己“坏掉了”。当你不再用食物惩罚自己,你才真正开始和食物和解。4如何应对“进食障碍”?新京报:你在书中剖析“情绪化进食”是“身体的无声抗议”。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体验,比如因为失恋,加班,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变得“嗜甜”或者“报复性饮食”,包括现在很多人压力大时,都会下意识找“安慰食物”,甚至有一些人形容自己“白天自律做人,晚上猪精出栏”,对此你有一些经验或者建议吗? 张紫初:我觉得“情绪化进食”并不是罪,它只是身体在告诉你:“我现在很难受。” 我想给大家几个建议:先允许自己吃,不要一边吃一边骂自己。吃的时候,试着感受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只盯着食物,小口小口慢慢吃,感受食物本来的味道。吃完后,不要自责,而是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食物,而是被理解、被安慰、被看见。 当你开始学会用更健康的方式安抚自己,比如写日记、运动和朋友聊天,情绪化进食自然会慢慢减少。 新京报:如果有人怀疑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有进食障碍倾向,他们需要马上做些什么?张紫初:如果有人怀疑自己或身边的人有进食障碍倾向,最重要的是: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比如精神科、心理科、进食障碍专科。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倾诉,不要一个人扛。尽量记录自己的饮食、情绪变化,帮助专业人士判断。不要做的:不要自我诊断,也不要硬扛。不要用“意志力”“自律”来逼迫自己或别人。不要被网络上的极端饮食建议带偏。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任何警告信号。进食障碍不是羞耻的事,它是一种疾病,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治疗。《美食、祈祷和恋爱》电影剧照。新京报:在康复过程中,你是如何识别情绪饥饿与生理饥饿的?可以分享一些康复经验吗?张紫初:康复初期,我完全分不清自己是真的饿了,还是只是情绪难受。后来我慢慢学会了一些方法。 比如,我会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难过?焦虑?空虚?我是突然很想吃,还是慢慢觉得饿?我想吃的是某一种特定食物,还是任何食物都可以? 如果是情绪饥饿,通常是突然的、强烈的、指向某一种“安慰食物”;如果是生理饥饿,通常是逐渐的、可以等待的、对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挑剔。我也会给自己一点时间,比如先喝一杯水、走一走、做点其他的事分散注意力,再决定要不要吃。 康复经验方面,我想分享三点:不要急着“完全恢复正常”,康复是一个过程。不要和食物、热量对抗,而是试着把它当成朋友。不要忽视情绪,情绪被看见、被表达,才不会通过身体爆发。5理解和支持,是康复中的重要力量 新京报:你提到父母的爱有时会不经意地成为压力源,包括父母的态度和方式在你患病后发生了巨大转变。在你看来,作为患者的父母,可能会陷入哪些误区? 张紫初:我觉得很多父母的误区是:以为孩子是“作”“矫情”“自控力差”。用“你要坚强”“你要吃饭”来逼迫孩子。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体重和食物上,而忽略了孩子的情绪。用自己的焦虑去压孩子。 我想对父母说:请相信孩子是真的生病了。请不要用指责的方式沟通。请多听孩子说,而不是急着给建议。请学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治愈。请和孩子一起学习 进食障碍的知识,而不是凭想象判断。 父母的理解和支持,是康复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力量。 新京报:你参与了纪录片《女儿的“复仇”计划》,在进食障碍的语境下,“复仇”的对象可能是什么?家庭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怎样的角色转变? 张紫初:在很多人看来,“复仇”的对象是我的父母,然而,我想要报复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曾经受伤、被忽视、被误解的自己。 我用极端的方式惩罚自己,也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家庭、对生活的愤怒和无力。在这场“战争”中,家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他们是“不知情的伤害者”。后来,他们成为“努力理解的陪伴者”。现在,我们是“一起成长的伙伴”。 我很感谢他们愿意改变,也愿意和我一起面对过去。 新京报:最近在忙些什么?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日常生活吗?张紫初:继续分享康复经验,和大家互动。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帮助更多进食障碍患者。准备下一本书的内容,也在规划一些线上课程。学习全流派心理学的知识,为更好地助人做准备。 我的日常生活其实很简单:早上会先学习和看一会书、整理笔记。白天会写作、咨询、回复读者的留言、处理工作。晚上会陪伴家人和朋友小聚、继续没做完的咨询工作和写作。我现在的状态很平静,也很踏实。 接下来我希望能做更多科普工作,也希望能把自己的经历转化成更多形式的内容,比如课程、工作坊、视频等,让更多人受益。我也希望能继续成长,继续成为更好的自己。 采写/何安安编辑/刘亚光校对/杨许丽